祁淑洪口述:旗人的生活

我们这屋里头,就我父亲傻不是,还就是他有儿子,我有一个哥哥,比我大八岁。我母亲二十七岁生的我,我还有一个姐姐,一个妹妹,一共四个孩子,我从小过继给大爷屋了。那时候家里也挺苦的。

祁淑洪1961年照片,时年39岁

我们小时候有一个学校,叫求知学校,说是冯玉祥立的,在井儿胡同,我们在鱼雁胡同,都挨着。这学校能够白上学,不花钱,收完钱又把钱都发了,多好呀。我姐姐喜欢上学,那会儿正好上五年级,家里就不让上了,她急得哭,家里生活逼迫的,家里还一个妹妹,她得看我妹妹。我哥哥也是在那儿上的,上的高小毕业。我不爱上学,没出息,也就上了三四年,说什么也不上了。我妹妹比我小五岁,她愿意上学,就供她上学,可她也是不成气候,她在三中,那会儿还算不错的,上到高二了,正好要上高三,解放军就在外头围城了,傅作义守北京城么。我妹妹正好那会儿得的病,重感冒改了肺炎。我哥哥还不错,那会儿没短给她花钱.给她打盘尼西林,特贵,有那么一盒,盒里就那么一点儿,就七块大洋,搁上蒸馏水,给她打,也花了不少钱,可是城都关了,哪儿瞧病都不成。最后她还是死了。

我妹妹死时我就二十几了,那会儿我妈死活不让我工作,说不能去。没文化上工厂也成啊,我们小时候有工厂啊,什么被服厂,澡堂子的女部也招,我记得我们同胡同的小朋友去了被服厂,我就也去了,去了一个礼拜就给揪回来了,就舍不得,说你要上工厂,就是非要找婆婆家了。

那年我二十八了,算晚的了,给外地人舍不得,怕不知道人家根底,只要不是城里头的,就都叫外地人。上海呀天津呀,都不给,乡下人更不给了,你想城里人能给乡下吗。想给本地的,又得旗人找旗人。给人家做小,说那人多有钱,那更不能够了,家穷死也不能。这就耽误着。后来还是我们这胡同里胡同外,这胡同出口过一个小街就是福绥境,就给的这个老头子。他也是在旗的,姓傅。他父亲也是步营,按生活我们家比他们家强。

我姐姐给的那家也是旗人,他们家在郊区,在圆明园那边住,我妈就说我姐夫他们那旗人哪,就不如我们,是什么旗我就不记得了,说:“他们那旗人哪,特贫,啐口唾沫都得啐到砖缝儿里头。”贫得那样,我都不知是什么意思,“买点茶叶,都得挂到这儿(指胸口)。”就是显摆。

我嫂子家也是旗人,三姑左右都是在旗的,谁都知道,根本不懂近亲结婚孩子不聪明这一出。旗人一般不娶小,除非没儿没女,那也还得正太太发话。旗人的老规矩就是把孩子特看得重,宁可大人吃亏不能让孩子吃亏。穷人养娇子。我老头子到现在也扎着手什么都不会干。到现在也不成,像成敏插队,没办法了,逼着你必须得走,这才让出去,但凡有一点地步,宁可自己少吃点,不能让孩子走,女孩子更不放心,简直是七个八个的不放心,那会儿急得我几宿几宿的睡不好觉。大串联(文革时)我都不让走。

我叔伯姐姐也是在求知上的学,高小毕业。同学有给介绍个唱戏的,家里说那哪儿行,说什么也不能给,悄悄把定礼退回去了,就赶紧给她找婆婆家,给了一个教武术的,也是旗人。我妈就诳她,说把你给的这婆家呀这么好那么好,她以为就是(唱戏的)那家呢。把她诳去了,给了,结果不是。姑娘给婆婆家不能给唱戏的,不能给推头的。推头的得站着给人推,唱戏的你坐着听他站着表演。这都是下等人。这都是旗人的规矩。

我老头子是会计,他们也是哥儿仨。我嫁给他时他就有工作了,我们都是民国的人了。穿的衣服都和汉人一样了。我们也是在福绥境住。说的时候就说单过吧。我婆婆没见过什么世面。也没听她讲过什么。也没在一块儿过,在一块儿也不提这个。

这都是解放后的事了,我们先搬到花市,那两间房特小,住了一年,我老头的宿舍分配下来了,又弄着仨孩子搬到白石桥这儿。我们搬来的时候白石桥这儿一片荒地,就一排房,住到那儿就能瞅着马路,全是砂石子堆着,砂石厂啊。头里就是大坟圈子,一米多高,都砌着,和尚坟么。那边儿是个小动物园,刚进来的动物就在那儿训练。我说我下乡了,搬城外来了,觉得在城里住买东西多方便呀。

那时候城里住的人,像我嫂子她们就都有工作了,城里头成立街道,我这儿出来就是大石头子儿,哪有商店呢,就甘家口商场那会儿才刚盖。我搬来才盖天文馆。

我妈净爱说她小时候的事。我昨天还跟我老头子说呢,我说自从我上你们家来,就没听我婆婆讲过什么。

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八国联军进了北京城,那年我妈四岁。我搬到白石桥这儿时,我妈离得近,就来瞧我。她说一看二里沟,就想起小时候的事来了,她说:“我来过这儿,

我跟我妈逃难就逃到二里沟。”我说:“您逃难才逃这么远儿就叫逃难了?”她说:“那会儿就觉得特远了,出了城就算最远的了,你姥姥脸上抹的大锅烟子,抱着我,我记得就是这点地方,带我逃到二里沟一个马棚里,我就闹,说奶奶(那时候管妈叫奶奶)咱回家吧。马粪味到今儿我想着呢,熏死了。”那时这边都是马棚,养的马,旗人都兴骑马。

我父亲那年十五了,就比我妈记得清楚点儿。那时我大爷、二大爷他们都工作了,就都没回家,那时一家一家都殉,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烧死。我奶奶就说,他们不回来,可能让外国给杀了,你看这家子也点火了,那家子也冒烟了,都殉死了,咱们也死了干脆。她用箱子什么都把屋门挡上了,就要殉死了。我父亲本来就有病,也不知是伤寒还是什么,抽疯,也没人有心思管他,大孩子都没了,他死就死吧。那会儿都住的大炕,他从炕上抽风抽到炕外头,耷拉着腿,我奶奶就把他又揪到炕上,又那么抽,就那样也不管,家家都不活着了,都要点火了,我父亲才十五。他就说:“奶奶别殉死.我不死我不死,烧死多难受,咱们等我哥哥回来吧……”正央告的功夫,我二大爷回来了,打着一个日本旗子,那会儿说不让过人,你必须得到谁的地方打谁的旗子才能放过你,他就打着日本旗子过来了,就叫门,都说你二大爷要不回来咱们就烧死了。我们就当故事讲。

我父亲说八国联军时。挺大的姑娘就奔茅房(即厕所),就不活着了,要到那儿上吊去。要叫我说那时候也是封建,外国人拉拉手、摸摸,就受不了,让给祸害的。就说咱们这官园,地方脏着呢,咱们的人也死的多了,特别是旗人,外国人也死的多了,都堆在那儿。那会儿就提说中国有不少好东西都让人家拿走了。就说旗人软弱,提笼架鸟。我妈就说是没能耐,我妈老说旗人没能耐,你看那做大官的都是外地人。

我二大爷和我们住一个胡同,老上我们这儿串门来,他们在西口,我们在东口,晚上没事就到这儿聊聊,我二舅妈也到这儿聊聊,穷有穷欢乐。也没电视,点个小煤油灯,用一个碟儿,弄点棉花捻儿,我记得我和我姐姐小时候就点那个。后来发达了,就点电灯了。我们家是最早安的电灯,那时我哥哥有了工作了,我父亲也有工作,就安的灯。一条冰窖胡同就把边儿有一家安了,我们自己还安了一个电线杆子,买木头杆子,自己埋,算不点煤油灯了,煤油灯点的鼻孔都是黑的。

那时聊天儿老提国家的事,西太后呀什么的,仨人提得热闹着呢,说西太后在皇宫里住,梳着美人鬏儿,骑着大马。南屋住着一个我们叫大姨,也是旗人,她老头子上朝呢,说西太后特不守规矩,梳着大美人鬏儿,在里头走,我也不知道是在中南海里头走呢还是皇宫里头走,就说走。西太后的小叔子就是鬼子六了,见了她也没礼貌,拖拉着衣服。又说光绪到了儿没熬过他妈,他死在前头了,相差好像一个月之内吧。光绪死的时候旗人还都带的孝。

我妈还净说袁世凯的事。袁世凯要做皇上,所以不许说“元宵”,卖元宵的也不许说这两个字,就说汤圆。袁世凯登基不到一年是不是?很快就消灭了是吧?

我们小时候在鱼雁胡同,买东西必须到宫门口,从南小街出来,宫门口,锦什坊街。这个应该还有,白塔寺那条街。那会儿天桥让我们住我们都不住,说那儿是下流之地,有唱戏的,还有窑子,姑娘不让带着上那边去,一般的好人都不去。

我就记得我二大妈还梳旗鬏,那会儿旗人都(把头发)抄上去。我妈和我大妈比较进步,就梳后头的鬏了。我妈岁数小,想法就不一样,说梳那旗鬏干吗,像打着印子似的,出去人家都另眼看待。她老早就改了头了,她说我没受过皇恩,我大爷就说,这家里可了不得,出了革命了。

我小时候没梳过大辫子.梳一边一个两个小辫儿,我姐姐比我大,就梳过大辫子,跟唱铁梅的似的,打红头板儿,后来不兴扎了,就兴编辫子了,也是红头板儿。头板儿就是扎辫梢的头绳,必须都是红的。我那时梳俩辫儿,就扎了一个黑的,为的是上头叠那个蝴蝶似的,花蝴蝶,一边插一个,我妈—把把我揪过去,抽冷子吓我一跳,揪过去跟我二大爷说,你看你看,黑头板,没死呢这就穿上孝了。

我小时候还拿两把头顶着玩呢,那时也不当回事,大院子里戴着两把头,走。一个架子,这么一个圆,铁丝的,裹着的是青缎子的东西,拿针头给那后头梳上,讲究梳“真燕尾儿”,就是拿头发做出来的燕尾儿。费劲呢。我姥姥就说:“你妈那时候也就搭着岁数小。我哪会儿来她哪会儿两把头歪着就出来了。”每天三点多钟起来先梳头,这头就得占一功夫,真燕尾儿还得缝,得多大功夫!真要懒的话,睡觉就别打算躺着,这么圆这么高一个枕头,侧着躺着,支着。我说那受得了吗,多困哪,多受罪啊。我大妈说就怕外头有红白喜事,要娶媳妇,涂那大口红,就得挨一天饿,一吃东西那红嘴唇没啦。这会儿有地方擦去,拿着个小镜子,那会儿不兴啊。

我妈就老说,你大妈倒饬(打扮)上呀,挺好看的,我大妈浓眉大眼,就是黑点。我二大妈倒是白,就是身量高,那会儿不兴这身量高的,身量高,再梳这大两把头,底下再穿花盆底子,打扮起来垮,就没我大妈好看。我大妈就合适,特有派。

旗人妇女装扮,背坐人发式为达拉翅

那时也甭打算干什么,留的指甲长极了,都讲究戴着指甲套,是银的,保护指甲的,看来那时生活还是不错。你们都听过“坐宫”吧?戏上就那样,也好看是吧。

我还真穿花盆底子玩,家家都有,就像现在高跟鞋似的,得有几双,都是自己绣的,女的都是扎花、绣、锁扣子,都是自己弄,绣出来,外边去绱去。男的穿的靴子,也是自己做,福字履什么的。都不兴买。给我们留几双为的是让我们瞅瞅他们过去的活计,什么样儿,真好。

旗人妇女穿的花盆底鞋

我大妈那时候,人家娶媳妇聘姑娘,轿子得过一火盆。男的得向轿子射三支箭,射完再打盖子。(参加婚礼的女人)一不能吃东西,二回来腿疼,都是这安请的,都讲坐下请,就是蹲下去半天才起来,且蹲呢,且起不来呢,慢功。我大妈老说,像你们这个,打醋似的,哪儿成啊。我姨家那个哥哥比我大一岁,他那会儿上学,不兴请安,我姥姥老催着他:“上你大姨那儿去,别就那么一鞠躬,学着点,请个安。”男的请安这手是出来,这手进去,我哥哥来了就对我爸爸说“大姨夫,您新喜,”就请了一个大左腿安,他没学过,不会么,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大左腿安,可能就是错了。(我爸爸)就说:“你瞧瞧今天大初一的,给我请了个大左腿儿安!”我姥姥那时候来了,我姐姐她们还必须请安,不请安她不高兴:“噢,就给我这么一点头就成啦?”

没解放的时候,再怎么也得点个头,我们那时候到年下必须给父母磕头,到一年了,拜年。亲友都上这儿来,女的得过了初五才能上谁家去拜年,不能大初一上人家去,人家不高兴。自从解放,给咱们这规矩全破了,躬也不鞠了,见了说声你好就完事。虽说我是旗人,我一点规矩都没有。我一不抽烟,二很少沏茶,旗人要说爱喝茶,我喝点白水就得。我说我倒是省钱。

祁淑洪2009年照片,时年87岁

我们那时独门独院惯了,最低也是两家,还都是老街坊,到今儿想来,女孩子不让串门子,不许站街,不许卖单儿,不许一个人出去溜达,散步。多大了家里都有人跟着。那会儿左邻右舍差不多都是旗人,也都知道谁是不是旗人,不像这会儿净搬家,那会儿讲究一住就住几辈子,谁都知道谁。

我大妈那时抽水烟,托一个吸管,铜的,这点地方搁烟丝,我管吹那个纸捻儿,那也得会吹呢。我大妈二大妈都抽,我妈不抽。我二大妈平常没工夫,到年节来瞧瞧,进门先抄烟袋,坐到那儿,那时候我都挺大的了,我妈就点上一袋烟,双手递过去:“嫂子,您抽烟。”我妈常说长嫂就跟站着的婆婆一样,就那么敬奉。这会儿儿媳妇都没那事,叫你一声就不错。

我妈说不知道是哪朝哪代了,有人就说,把这伙旗人都给他养起来,不让他干什么,就跟裹小脚似的,成残废了。冯玉祥来了才不让裹脚的么。旗人都是大脚,外地人才是小脚。总而言之,旗人的男的就是懒。冬天搁花得挖那窖,挖窖得找人挖,那自己就不能弄么?再说拾掇房,登高不成,男的那会儿都不能登高,害怕。墙倒下那么一小块都得找人,一是好面子,二是没学过,大事做不了,小事他也不做。